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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金子必會發光
轉型升級的現實需求
武漢宣布，要為大學畢業生制定最低年薪制，并保障其以低于市場價20%買到房;成都發布“蓉漂計劃”，推行先落戶后就業制度;長沙發布“人才新政22條”，宣布畢業生買房不限購;西安五年投入38億元，引才育才100萬人……今年暑期以來，十幾個省會和重點城市密集放出攬才“大招”，出臺了各種針對大學畢業生的優厚引才政策。新一輪人才爭奪戰進入白熱化。
不難發現，與以往對院士、國家千人、國家萬人、長江學者、國家杰青等高端人才的爭奪不同，這輪“搶人大戰”的顯著特點是大家都想搶年輕人，尤其是大學畢業生。這輪“搶人大戰”，也暢快改寫了以往常年上演的“用工荒”與“就業難”并存的尷尬局面。仿佛一夜之間，大學生就從“就業難”變成了“香餑餑”。這場新型人才爭奪戰的背后，折射了哪些社會變化?
“多個城市開啟搶大學畢業生的‘搶人大戰’，這其實直接體現了城市經濟轉型升級的現實需求，標志著城市步入高維競爭階段，已經超越單純的技術、資源和市場競爭，日益演變為人才資源競爭。”武漢工程大學人才資源開發研究所所長桂昭明這樣認為。
“在快速崛起的中國，過去‘用工荒’與‘就業難’并存，折射了我們發展方式的簡單粗放，在資源密集、勞動力密集的階段，的確不需要太多大學畢業生。”中國人事科學院原院長吳江指出，“對大學生的需求，說明了我們的經濟轉型升級初見成效，‘中國制造’開始向‘中國智造’轉變，對勞動者的素質自然要有更高要求，也預示著中國已開始從‘人口紅利’要效益，轉向從‘人才紅利’要效益，高學歷、高收入、高技術等將成為就業市場的主流趨勢。”
教育改革的成果顯現
“大學生是優質的勞動力資源，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時代，大學生‘就業難’是不正常的。”吳江說，“這說明了發展的質量問題。”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央提出了高等教育綜合改革、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還有經濟發展的動能轉換，這三者結合起來，成果必然會集中體現在大學畢業生身上。”吳江說，在人工智能已上升為國家戰略的今天，我們必然要迎來一個機器換人的時代。但要看到，機器所替換的是一般勞動力，隨之而來的是對創造機器、制造機器、操縱機器的人的需求。我們需要的是更多智能型的勞動力。而且，智能制造帶來的效率提高，將創造更多的周邊工作崗位。總之，人工智能時代，對高素質的人需求量會越來越大，而這些人的主體就是大學畢業生。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不斷深化高等學校創新創業教育改革，修訂人才培養標準、改革教學育人機制、加強師資隊伍建設、強化創業實踐訓練、構建創業幫扶體系，把創新創業教育融入人才培養。”河海大學文天學院院長趙永樂表示，“大學生的綜合素質不斷提升，知識結構日益貼近市場需求，各地對大學生的渴求在一定程度上折射了國家教育改革的成效，這一點我們要承認。”
“人工智能時代，對人的威脅不是‘人數’的威脅，而是‘人的素質’的威脅。”吳江說，“《國家中長期人才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中提出，到2020年大學生在全國勞動力占比要從2010年的10%提高到20%。即使完成了這個目標，我們離發達國家的下限——40%也還有很大差距。我們的大學畢業生絕對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我相信對大學生的爭奪只是剛剛開始，未來的人才爭奪戰只能更加激烈。”
“馬云當初也是一名普通大學生”
“OFO”小黃車是近兩年迅速為公眾熟知的共享單車企業。2017年3月，“OFO”宣布完成4.5億美元的D輪融資。此時，這個年輕的公司創立才3年，公司的“90后”創始人兼CEO戴威走出北大校園才一年多。
今天，越來越多青年人把激昂的青春夢融入偉大的中國夢，成為創新創業的主力軍，給所在城市帶來巨大的就業與稅收。
“過去，很多城市把大學生當作外來人口，希望用各種條件限制涌入的人數。隨著人口紅利的減退以及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各地終于意識到，大學生不是城市的負擔，而是城市發展的生力軍。”吳江強調，像馬云、馬化騰、丁磊等人，在創業之初也都不是什么院士、海歸，就是一名普通的大學畢業生，只有普惠度高的人才政策才能惠及到未來的“馬云、馬化騰和丁磊”。
“人口凈流出的城市是危險的。只有人口凈流入的城市經濟才會持續繁榮，各種資產價格才會堅挺，才會有更多的稅收支撐基礎設施建設與公共服務支出。”桂昭明指出，年輕人處于生產創新能力最高的階段，所創造的財富一般要多于消費，所繳納的稅收也往往多于所享用的公共服務。“高學歷年輕人將是創造社會財富的主力軍。”他說，“能夠吸引更多的年輕人尤其是高學歷年輕人的城市，才是未來之星。”
的確，一個城市，人口越多，人口結構越年輕，創造財富的能力才能越強大。“城市針對大學畢業生的‘搶人大戰’，其實是在為自己搭建持續繁榮的基石。”吳江說，“搶到高素質的年輕人，也就搶到了城市的未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