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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金子必會發光
實習旺季的尾聲，批量結束實習返校的學生陸續遭遇“勞務報酬個人所得稅”。對絕大多數學生而言，這是他們人生中第一個留下深刻印象的稅制。該稅制規定的800元的起征點，遠低于工薪個稅3500元的起征點。多位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采訪的實習生抱怨：“本來實習生就是廉價勞動力，2000元左右的報酬還要交20%的稅。”
勞務報酬個人所得稅(下簡稱“勞務稅”)是我國11項個人所得稅的一種，征收對象是諸如獨立設計師、獨立翻譯等廣大靈活就業者。2002年，國稅局在《關于個人所得稅若干業務問題的批復》將勤工儉學大學生納入個人所得稅征收對象之后，實習生也成為勞務稅大軍中的一員。
1980年的個人所得稅法規定，勞務報酬所得，每次收入不足4000元的，減除費用800元，余額按照20%稅率納稅。
根據統計局數據，1980年，全國平均工資為762元/年，一次收入800元的起征點對絕大多數人而言“高不可攀”。2015年，全國平均工資62029元/年，為1980年的81倍，折合5170元/月。
1980年至今，個稅法歷經6次修改，個稅起征點從800元增至3500元，但是，勞務稅800元的起征點、20%的稅率沿用至今，已36年未改。
飽受詬病的勞務稅
根據知名實習生招聘平臺實習僧提供的數據，2015年，該平臺有1.8萬家企業發布了15萬個職位，實習生薪酬平均為95元-135元/天，每月約20個工作日，合1900元-2700元/月。實習僧是2014年底上線的實習生招聘平臺，約200萬在校學生、5萬家企業在該平臺注冊。
2700元月薪尚不足以負荷北上廣地區的食宿基本需求。在北京某獵頭公司實習英語翻譯的博宇，日薪140元，2000多元工資被征收300多元稅。
根據教育部數據，2015年，全國各類高等教育在學總規模達到3647萬人，其中普通高等教育本專科在校生2625萬，在學碩士、博士分別為158萬、33萬人。每年實習生數量超過千萬人次，除了少部分企業為實習生避稅之外，大部分實習生都有承擔勞務稅的“負擔”。
事實上，不僅勞務稅遭受質疑。稿酬所得繳納的個人所得稅與勞務稅執行同樣的起征點、稅率。中國人民大學法學教授、全國總工會法律顧問委員會委員劉俊海向記者表示：“學術創作極其耗時費力，收入也不高，但稿費還要負擔較高的稅率，學者的積極性就會受到打擊。”
在劉俊海看來，平等征稅才能鼓勵勞動力，“實習生的勞動收入應該受到法律的公平對待”，“而根據通貨膨脹率調整起征點和稅率是起碼的公平。”個人所得稅歷經六次修訂，除工薪個稅起征點從800元提升到3500元、免除蓄存款利息所得稅之外，其余稅收項目起征點、稅率始終如一。
稅務總局曾公開表示“對于沒有工資收入，只有一處勞務報酬所得項目且收入較低的人，確實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稅負偏重的問題”，但表示“個稅法是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的法律，其法律級次較高，只能通過下一步修訂個稅法予以解決”。
在已經調整了印花稅、營改增的 “稅改年”，個稅是否會能在近期調整，尤未可知。
實習生=廉價勞動力?
不過，給實習生造成困擾的，除了個稅法之外還有勞動法。用人單位極少與實習生簽署勞動合同，實習生收入也因此無法作為簽訂勞動關系的工資薪金征稅。
1995年，原勞動部在《關于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若干問題的意見》中表示，“在校生利用業余時間勤工助學，不視為就業，未建立勞動關系，可以不簽訂勞動合同”。
知名勞動法律師、上海匯業律師事務所律師洪桂彬告訴記者：“該規則沿用至今。在很多學生勞動糾紛中，僅北京、廣州的法院認同實習生與用人單位的勞動關系，其他地方，即使簽署了勞動合同，也不認定勞動關系。”
除此之外，在各個地方勞動保障局，大學生畢業之前沒辦法辦理社保。洪桂彬介紹：“各地默認流程是學生持學校開具的報道證，辦理就業登記，然后拿到勞動手冊，之后才能辦理社保。不畢業，不能作為就業人員。”
不與實習生簽署勞動合同，一方面可以為企業節省了社保支出、另一方面可以降低日后在勞動糾紛時的法律風險。
“當然，也有例外。富士康就非常積極與實習生簽署勞動合同。”洪桂彬告訴記者：“但他們的目的是讓實習生加班，因為學生實習期間是禁止加班的。制造行業以及很多商業企業中，存在大量的實習生，他們與正式工人干一樣的工作，但收入卻遠低于后者。”實習生就是企業的廉價勞動力。
2016年4月，教育部聯合人社部、財政部等五部委引發《職業學校學生實習管理規定》，提出“實習報酬不得低于同崗位試用工資80%標準”等要求，開始加強保障實習生權益。但該規定并未對實習生稅收提出要求。
洪桂彬認為，“類似實習生、小時工等非全日制的靈活就業人員，都存在稅收上的問題。從目前的稅收制度來看，稅收鼓勵的是主流就業，不鼓勵靈活就業形勢。”稅收制度的改革滯后于國家鼓勵靈活就業的需求。
“其實，靈活就業人員的稅制可以參考退休返聘，退休返聘人員與用人單位簽署一年勞動合同，且按照工資薪金繳納個稅。”在洪桂彬看來，“既然鼓勵靈活就業，不能只有政策支持，稅收也得跟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