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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金子必會發光
推動高等教育在發展方式與治理方式上的雙重轉型，是新常態下我國高等教育改革最為關鍵的兩大任務。“人口紅利”的消退，意味著我國高等教育規模擴張 期即將終結，而推動高等教育從外延式發展向內涵式發展轉型是應對這種新常態的根本辦法之一。新常態下高等教育治理方式的轉型，則是要改變以往一元、單項的 管理方式，走向多元共治的現代治理方式。
2014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當前歷史時期中國經濟發展新常態做出了系統分析，提出要認識新常態，適應新常態，引領新常態。我國經濟發展 進入新常態，要求高等教育發展也要及時適應新的變化。事實上，不僅外部環境要求高等教育發展適應新常態，我國高等教育的內在發展亦已呈現出新常態特征：一 方面，高等教育的規模增幅、發展速度都在變緩，推動高等教育發展方式的轉型已勢在必行；另一方面，傳統的管理體制和管理方式已經難以為高等教育的縱深發展 提供有力支撐，對高等教育治理能力現代化和治理方式的轉型提出了迫切要求。當前，高等教育領域綜合改革已經全面鋪開，任務千頭萬緒，在這種情況下一定要抓 住關鍵任務，重點突破。筆者認為，推動高等教育在發展方式與治理方式上的雙重轉型，應當是新常態下我國高等教育改革最為關鍵的兩大任務。
高等教育發展方式：從外延式發展向內涵式發展轉型
1999年高校擴招以來，我國高等教育主要采取外延式發展方式，在極短時間內實現了從精英化高等教育向大眾化高等教育的跨越。然而，這種注重規模和速度的發展方式并不是一種常態發展，且近年來已經表現出式微之勢，如不及時作出調整，將會直接影響到我國高等教育未來的發展。
對這種發展方式最為直接的影響來自于我國“人口紅利”的消退。由于人口出生率的下降，我國高考報名人數在2008年達到峰值后，呈現逐年下降的趨 勢。高考報名人數回落的原因很多，但最重要的來自兩個方面：一是高考適齡人口的逐步減少。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自20世紀80年代我國實行計劃生育政策 以來，全國人口出生率不斷下降。我國出生人口的峰值出現在1990年，超過2500萬人，之后全國新生嬰兒數目一直呈下降趨勢，到2000年前后每年出生 人口基本約1200萬人。也即意味著未來幾年18歲的高考適齡人口還將逐步減少，在2018年至2020年左右進入最低谷。二是近年國內學生選擇出國留學 的人數劇增。近年來，與高考人數下降相對的是出國留學人數的飛速增長，其中尤以出國讀本科和高中的增長速度最為驚人，留學低齡化的趨勢十分明顯，這直接造 成了高考報名人數的持續下降。
“人口紅利”的消退，意味著我國高等教育規模擴張期即將終結，高等教育規模增幅減小、速度減緩將成為新常態，考生選擇“用腳投票”也已成為新常態， 這意味著各高校將面臨日趨激烈的生源競爭，這種競爭不僅來自國內，也來自國外，一味地依靠規模擴張已不再具有競爭力。因此，應對新常態的最根本辦法就是推 動我國高等教育發展方式的轉型——從以往的外延式發展向內涵式發展轉型。2012年3月，教育部發布了《關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質量的若干意見》，明確提出 今后公辦普通高校本科招生規模將保持相對穩定，堅持“走以質量提升為核心的內涵式發展道路”。這意味著自1999年開始的以高校擴招為主要特征的外延式發 展方式已告一段落。黨的十八大報告更是明確提出要“推動高等教育內涵式發展”，這表明我國高等教育已逐步進入以提高質量為核心任務的內涵式發展的轉型階 段。高等教育理論界和實踐界應當統一認識，深化理解，在理論研究和實踐探索中夯實高等教育質量，探索內涵式發展道路的各種具體方略；要更加重視教育發展規 律，在高等教育領地精耕細作，把立德樹人作為根本任務，賦予每個教育者和受教育者“慢工出細活”的環境和機會，優化高等教育結構和人才培養結構，扎實推動 高等教育內涵式發展。
高等教育治理方式：從單向管理向多元治理轉型
新中國成立以來，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由于綜合國力上與西方發達國家的差距，我國一直采取追趕型戰略，無論是經濟領域還是教育、文化領域。在追趕型 戰略的各個階段，始終有政府強而有力的“看得見的手”作為堅強后盾。但是，對于高等教育發展而言，政府之手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在政府的強力介入和大力 支持下，我國高等教育漸漸走出一條與西方高等教育不同的發展道路，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高等教育發展復制了“經濟奇跡”，在各種數據和指標的增長上表 現得令人驚嘆。但另一方面，政府對于高等教育的過于具體的控制，既弱化了大學的辦學自主權，也矮化了大學的精神品格。因為長期以來，我國采取的是一種自上 而下的高等教育管理體制，一種一元單向的管理方式和手段。在這種治理方式下，我國高等教育雖然獲得了快速發展所需要的大量資源投入，但大學行政化之病根始 終難除，關于杰出人才培養的“錢學森之問”始終有待破題，而這也正是妨礙我國從高等教育大國走向高等教育強國的關鍵所在。
因此，這種高等教育治理方式本質上是一種特殊時期采用的過渡性治理方式，與追趕型戰略相得益彰。但是，經過這些年的追趕和高速發展，我國高等教育在 規模上已居世界第一，成為名副其實的高等教育大國。如果說在追趕發展階段，加強政府對高等教育的介入乃不得已而為之的話，那么在新的發展階段，我們已有足 夠的自信更為從容地進行高等教育建設。此外，從外部條件來看，我國高等教育與外部的聯系也在不斷增強，高等教育系統變得更加紛繁復雜，發揮的作用越來越 大，日益成為名副其實的“社會中心”。在這種情況下，還依賴那種簡單的單向管理方式來管理高等教育，恐怕難以為繼，因為沒有任何政府能對高等教育發展的每 個細節都周密掌控。因此，無論是我國高等教育自身的發展要求，還是高等教育外部環境所面對的變化，都對高等教育治理方式轉型提出了迫切要求。
十八屆三中全會《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關于轉變教育治理方式的宣言擲地有聲：“深入推進管辦評分離，擴大省級政府教育統 籌權和學校辦學自主權，完善學校內部治理結構。”中央以綱領性文件的形式表明了推進教育改革的決心和方向，也體現了簡政放權、轉變政府職能的全面深化改革 思路。具體到高等教育領域，就是要通過政府簡政放權，擴大和落實大學辦學自主權，建設有中國特色的高等教育治理體系。新常態下高等教育治理方式的轉型，正 是要改變以往一元、單向的管理方式，走向多元共治的現代治理方式。就當前的情形而言，當務之急是通過合理的制度設計和程序安排，讓高等教育的各個利益相關 者有機會參與到治理的進程中來。新常態下我國高等教育治理體系的建構和治理方式轉型，既需要科學合理的頂層設計，也需要發揮基層活力，并產生良性互動，通 過多元共治的制度體系設計來提升治理能力，為我國高等教育的實質性改革提供堅實的保障。
如今，我國高等教育已經進入到新常態，如何適應新常態，并推動高等教育在發展方式與治理方式上的雙重轉型，是考驗我國從高等教育大國到高等教育強國的偉大實踐能否獲得成功的關鍵所在。
（本文系2014年度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青年基金項目“現代國家建構視域下的中國大學治理研究”(14YJCZH065)部分研究成果）
（作者單位：華南師范大學教育科學學院）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2015年3月11日第712期 作者：陳先哲
